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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6月18日起，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舉行會談。中國再次嚴正聲明了自己的立場，“致力于構建穩定、可預期、建設性的中美關系”。

都知道中美合則兩利，但對于美國來說，想要接受一個崛起的中國，在心理上要跨過的坎兒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在崛起，美國在極力壓制。美國極力打造封鎖的銅墻鐵壁，中國的反封鎖也越來越有力。這是大競爭的時代。

美國的封鎖以兩個形式出現：科技和聯盟。

從特朗普對華為實施無底線制裁開始，科技封鎖成為美國與中國對抗的主要武器，但美國對抗是從貿易戰開始的。

特朗普不是深謀遠慮的人，他只有戰術，沒有戰略。在他自鳴得意的《談判的藝術》中，除了貪婪，只有詭計，沒有謀略。貿易戰的起始很簡單：他要平衡美中貿易。目的達不到后，他只有逐步升級，希望總有一次能按住中國的痛點。制裁華為是逐步升級的一部分，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限制中美學術交流、限制留學生、限制外交接觸都是逐步升級的一部分。把科技封鎖上升到國家戰略行為，實際上是拜登時代的事。

這是因為美國是在對抗中才逐漸意識到中美之間的真實實力對比。所有對抗策略都是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成果為基礎，但對真實力量對比有誤解的話，只有逐步提高代價，細化對抗策略，并降低對成果的期望。美國就是這么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中國也一樣，曾經對自己的真實實力也是霧里看花，逐步看清真實力量對比后，對代價有了真實的估計，對策略有了可操作的構想，對終局也有了更有依據的期望。

美國的勝利是打敗中國，“以短痛換長安”，腰斬中國崛起，維持Pax Americana。問題是，中國崛起扎根于中國的地氣之中，是自下而上的、全方位的、可持續的。這使得美國陷入極大的糾結：要維持既有生活方式和經濟政治模式，必須根本改變生活方式和經濟政治模式。

特朗普的全面對抗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不管有用沒用，統統下最大力氣，貌似泰山壓頂，實際上收效甚微。拜登的全面對抗更加協調和理性，依然是在任何可以對抗的地方都極限對抗，但重點和策略突出了：經濟上脫鉤做不到，就從科技上入手。

不管是重點還是策略，最終封鎖還是體現在兩個層面：陽謀和陰謀。

美國的陽謀

陽謀是通過競爭力和市場吸引力，把貿易、資源和財富從對手那里吸過來，“窮殺”對手。陰謀則是直接卡脖子，要么從上升通道上的關鍵技術入手，要么從根基上釜底抽薪。

問題是，不管什么科技，最終是需要轉化為生產力和經濟價值的，但只要“走量”，美國就離不開中國。特斯拉的馬斯克一有機會就往中國跑，英偉達的黃仁勛也想往中國跑，波音的卡爾·霍恩要是中國給機會，肯定也忙不迭地往中國跑。

特斯拉、英偉達、波音代表了封鎖和反封鎖的三個方面。

汽車是每年產生3萬億美元價值的超級產業，這是發達經濟體的中原，也是美國和中國的支柱產業。BBA名氣大，豐田、通用盤子大，但特斯拉才代表西方汽車科技從設計到制造的前沿。

特斯拉也代表主機企業，不僅自己造車，還指揮和拉動整個供應鏈。歷史經驗一再證明：主機企業對行業的領軍作用是決定性的。元器件技術有可能成為瓶頸技術，但一般還是主機企業引導行業發展，制定方向，控制進程，組織供應鏈。主機為皮，元器件為毛。

特斯拉進軍中國市場時，成為促進中國電車發展的鯰魚。中國電車發展起來后，激烈競爭反過來推動特斯拉的發展。現在中國是世界電車無可爭議的最大市場，代表最激烈的競爭，最快的技術迭代，最給力的磨刀石。最重要的是，電車代表汽車的未來，而中國成為電車的主場。

中國效率使得馬斯克成為最理解中國市場活力和效率的美國人。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在2019年1月動工，同年12月就投產，3年已交付100萬輛，2022年已占特斯拉全球產能的一半，中國市場是美國之外的最大市場，收入占特斯拉22%。據報道，馬斯克有意把上海工廠擴產一倍。

2020年特斯拉在中國市場占據15%的份額，2022年已經滑落到10%，同期國產電車同比增長75%。特斯拉沒有跑贏中國市場，但馬斯克明白，只有在中國電車市場活得好，才能到世界上大殺四方。馬斯克在第一季度財報會議上說，如果全自動駕駛能在中國大規模落地，特斯拉愿意以零利潤銷售，就是因為軟件迭代速度和潛在收益可能超過市場預期。

福特也想明白了同樣的問題，準備通過中國市場理順電車技術和供應鏈，然后反攻美國。“福特全資、寧德技術”的模式是秘密武器。

同時，中國汽車出口在爆炸性地增長，電車一馬當先。中國電車綜合技術水平上乘，性價比超群，在最勢利的歐洲市場也過關斬將。在德國市場，上汽MG4一上市就與大眾ID3、ID4銷售量打平，而且標價大大高于國內，名爵-榮威在歐洲的銷量曲線只有新冠爆發初期的病例曲線可比。

中國電車的出口才剛剛開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能是中國電車更大的市場。

對于消費者來說，電車的最大優勢在于運行費用低，電費比油費低得多。對于國家來說，電車降低了對石油進口的依賴，降低對油價波動的敏感，斯里蘭卡吃的就是油價突漲的苦頭。

電車對電網要求高，中國恰好是世界光伏、風電和電網建設的絕對領先者。中國光伏裝機容量遙遙領先于世界各國，還在繼續高速增長，2023年前4個月已經新增48.31吉瓦，預計全年可增加120-140吉瓦，比2022年的87.41吉瓦至少高40%。

更重要的是，預計2023年底，中國累計光伏裝機容量將首次超過水電，成為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來源。中國水電發電量已經超過中國之外世界前五（加拿大、巴西、美國、俄羅斯、印度）的總和。

另一個視點：2021年中國光伏新增裝機占世界的40%，超過中國以外的世界前五（美國、印度、巴西、德國、日本）之和；累計光伏裝機容量占世界的35.8%，再次超過中國之外的世界前五（美國、日本、德國、印度、意大利）之和。

這里還沒有算入風電和其他可再生能源。2022年，中國風電裝機容量超過整個歐盟加美國，還可以順帶再湊五個國家，捎上印度、英國、巴西、加拿大、土耳其。

特斯拉在4月宣布，要在上海臨港建造儲能模塊超級工廠，生產Megapack超大型商用儲能電池模塊，初期規劃年產1萬臺，儲能容量40GWh。新廠預計在2023年第三季度開工，2024年第二季度投產。這是特斯拉的又一超級投資。

這有可能像特斯拉電車一樣，成為中國儲能市場的大鯰魚。

解決儲能問題后，與特高壓一起，中國的光伏、風電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還要大躍進。在規模經濟效益的基礎上，相關技術及電網、儲能樁可以打包出口，與中國電車結伴闖世界。能源和交通才是現代社會的原動力。

規模只說明問題的一半。規模帶來經濟效益，規模也明確技術研發方向和帶來充沛資金，新技術則通過規模攤薄成本，形成良性循環。更重要的是，不僅相關產業直接收益，上下游產業也將收益。比如，電車需要大量芯片，自動駕駛需要高算力芯片。得到實力和利潤比手機產業更加豐厚的電車產業的拉動，中國芯片的發展只能更加迅速。

西方的先進技術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是這樣通過主場優勢、良性循環和打包拉動發展起來的。如果說美國技術封鎖的主力是芯片，中國電車和相關產業現在就是中國芯片身后的百萬支前大軍。

電車及相關產業代表了中美科技封鎖與反封鎖中的陽謀方面：依靠競爭力和市場吸引力光明正大地比試。在這里，美國已經沒有勝算了。

美國的陰謀

陽謀不行，就搞陰謀。中國ICT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把你們想得太好了”，依賴國際供應鏈，在獲得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形成路徑依賴。美國從產品端開始，首先禁運華為，然后擴大到芯片端，中芯也被禁運了。中國確實受到很大影響。但中國底氣滿滿，調查美光并在關鍵設施中禁用。這是遲到的說“不”，不是拖沓，更不是沖動，而是因為中國存儲芯片達到世界前列了，而且在價格上碾壓進口。

美國已經不掌握芯片制造的全產業鏈，只能脅迫荷蘭、日本一起，對中國禁運芯片制造設備，從EDA和EUV，到DUV和特殊化學品，范圍越來越大，門檻越來越低。表面上銅墻鐵壁，實際上黔驢技窮，因為中國芯片和制造技術已經突破馬太效應的臨界點，形成獨立生態是時間問題，而不是可能性的問題。中國存儲芯片就是前奏。

反過來，美國芯片失去了中國這個最大的市場，就好比米其林星級飯店拒客，甚至拉上友商一起。

對于這一點，黃仁勛看的很清楚。英偉達從顯卡開始，技術路線意外地造福人工智能計算，市值遠超英特爾、AMD，一度突破1萬億美元，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芯片公司。

英偉達沒有像特斯拉一樣高調投資中國，但黃仁勛對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一點沒有懷疑：“如果失去了中國市場，我們并沒有應變計劃。中國只有一個。”理論上英偉達可以在臺灣以外的地方制造芯片，但大陸市場不可能被取代。他也對中國雨后春筍的GPU初創公司深感壓力，警告不要低估中國在芯片領域的追趕能力。

美國政府和英偉達都不希望出現中國競爭者，但黃仁勛看得更遠。中國在云計算、互聯網服務、數字支付、電車、自動駕駛方面的飛速進步，最終將提供足夠肥沃的土壤，美國的出口管制最終無濟于事，只能迫使中國培育出獨立的芯片和軟件生態系統，那對包括英偉達在內的美國芯片和軟件企業就真是災難了。

英偉達不可能頂風作案，但在最先進的A100和H100卡被禁止向中國出口后，降低部份性能參數，推出恰好在禁運線之下的A800，繼續向中國出口，正是為了繼續抓住中國市場，也為了推遲中國獨立生態的建成。這不是英偉達“親華”，只是自保。

波音代表的是更加傳統的高科技，也是更熟悉的故事。在波音737MAX空難前，中國市場占波音銷售量約1/4。波音737MAX空難加貿易戰使得波音對華銷售基本清零，波音對急于回到中國市場毫不掩飾，并對貿易戰頗有怨言。

C919投入商業航班運行后，波音發來賀電，心中的苦楚只能自己消化。在美光被制裁時，美國要求三星和海力士不要趁虛而入，填補空缺。但波音落難時，空客一面說不會落井下石，一面笑納來自中國的大手筆訂單。

一段時間以來，C919被禁運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威脅，特朗普也確實威脅過要禁運LEAP1C發動機。但民機與軍工聯系緊密，中國軍工早就被禁運了，軍機工業反而因此成長出獨立生態，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經進入世界第一梯隊。

C919在研發之初就確定了引進和國內備胎兩條線，也做好了FAA刁難的準備。如果說ICT有卡脖子的問題，C919只是借東風，沒有東風照樣要出航的。

芯片和民機代表了中美科技封鎖和反封鎖的陰謀方面：有條件就借東風，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合作意味著水漲船高，擋路則最終會無路可走。

拜登一方面對中國技術禁運，另一方面力推產業政策，說到底，是對美國領先失去了自信。沙利文聲稱：以前的技術禁運是基于只需要比中國領先幾代的考慮，現在則是盡一切可能保持足夠的領先。

問題是，這在根本上改變美國經濟的市場主導運作模式。美國還有活力的產業正是被迫或者有可能向中國禁運的產業，如先進芯片、航發等，中國還恰好是重要的單一市場。拜登在賭的是中國和美國究竟誰是“八百”，誰是“一千”。其實美國心里也沒底，而美國企業界已經用腳投票了。

揪住盟國“牛不喝水強按頭”配合美國，在根本上損害盟國利益和對美國的長期支持，日本已經沒有多大的芯片工業了，日本芯片制造產業規模約每年300億美元，其中100億美元來自中國。阿斯麥2022年對中國大陸的銷售達到21.6億歐元，占整體收入14%，是繼中國臺灣和韓國之后的第三大市場。這是已經受到嚴重壓抑的銷售額，如果不是EUV早早禁運，本來可能輕易翻番。

在更加基本的消費品層面上，美國擴大與越南、墨西哥等國的貿易，置換來自中國的進口，更高的物價是美國通脹的一部分原因，最后由美國消費者承擔。這最終是美國與中國競爭的沉重負擔。

拜登自詡外交老手，但在盟國方面，貌似對中國鐵壁合圍，實際上圈子越拉越小。

美國曾經有很大的圈子。戰后，美國牽頭拉起聯合國，名義上五常主導，實際上初期是美國主導的。美國力主把聯合國設立在紐約（聯合國實際上是在舊金山成立的），而不是日內瓦。美國操縱聯合國介入朝鮮戰爭，但此后聯合國越來越“不聽話”，如今成為各國抨擊美國霸權主義的主要平臺了。

為了凝聚核心盟國，美國在70年代拉起G7。G7最早是經濟論壇，后來變成政治論壇了。拉小集團是為了更高的政治一致性，但G7也指揮不靈了。在廣島，日本緊跟美國，要求G7團結一致對付中國，但歐洲G7成員不愿高調對抗，加拿大則打醬油。最后的G7聯合公報在反華方面大大摻水，很讓美國失望。

G7靠不住，只有五眼。但五眼不是正式的政治架構，新西蘭也“不可靠”，于是美國拉起AUKUS，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拉出來單干。弄到最后，只有英語國家最靠得住，還不是全部英語國家。

實際上，連英國也在打退堂鼓。彭博社報導，蘇納克計劃近期派外相訪華，悄悄修補英中關系。英國不可能疏遠美國，脫歐后也無法承受與中國敵對的后果，蘇納克最大的難題是如何悄悄擺平保守黨內的反華喧囂。

澳大利亞更是在換道。阿爾巴尼斯在2023年香格里拉對話上作開幕主題發言，強調大國外交不能搞“冰封”。澳大利亞為西方趟了雷，吃夠了苦頭，現在謹言慎行得多了。

在軍事上，美國為了反蘇而拉起北約。北約是軍事架構，但軍政一家。戴高樂撤出北約一體化架構是重大打擊，蘇聯解體后北約迷失了方向。現在北約一面支持烏克蘭，一面插足亞太，但這只是美國操控下的北約首腦機構。德國、法國等對軍事插足亞太沒有興趣，也力不從心。

北約在日本建立聯絡處，但日本加入北約比烏克蘭還要遙遠。北約成員資格需要全體成員批準，日本如果提出加入北約，動機就是“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需要北約助戰。馬克龍要歐洲“避免被拖入臺灣問題”，為什么要從日本繞一個彎子再被拖下水？日本的防衛有美日安保條約，也不需要歐洲出馬。

為了拉起對亞太更加有針對性的軍事架構，美國組局Quad。但Quad里最重要的印度只對喜馬拉雅山和印度洋感興趣，對可能的臺海沖突毫無介入的意思，很使美國掃興。

在經濟上，奧巴馬拉起TPP，被特朗普攪黃了。這倒不是特朗普“逢奧必反”，而是美國保守派和工會已經不能接受TPP的讓利了。拜登拉起IPEF，但“只有義務、沒有牛肉”的東西誰都不當回事。美歐之間對標TPP的TTIP黃了之后，拜登拉起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TTC）。但是據報道，美國在5月30-31日的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試圖拉上歐洲對中國采取“聯合行動”、展示“對華關切”，強硬措辭成了美歐拉鋸的核心，反復被美國加入，反復被歐洲刪除。G7的涉華內容被美國看作下限，但被歐洲看作上限。

歐洲并不親華，歐洲與中國也有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但歐洲跳上美國戰車是有條件的。要是美國能一棍子把中國打死，歐洲愿意和美國一起“以短痛換長安”，以后繼續跟著美國在世界上橫著走。但美國要是不能，歐洲就不愿陪葬了。

原因不復雜。首先中國經濟依然在高速增長，增長率下降了，但增長的絕對幅度不減，因為基數越來越大了。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在2020到2021年之間，中國GDP從14.69萬億美元增加到17.73萬億美元，差不多增加了一個印度的GDP（2021年為3.176萬億美元）。在硬數據面前，西方盡可以大力鼓噪印度前景，但與中國增加貿易更有利可圖是顯而易見的。同期美國從21.06萬億美元增加到23.32萬億，依舊在增長，但增幅只有中國的2/3。

其次中國貿易在偏離“以美國為中心”，甚至偏離“以西方為中心”。

中國對美國（紅線）和對世界其他國家出口（深灰）的比較

中國一直是出口順差大國。但在2005年之前，中國對美國的順差有一部分用來填補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逆差。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除了極個別區段，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順差超過對美國的順差，盡管兩者都在增長。而且這個趨勢是可持續的，這決定了美國貿易戰的失敗，特朗普按錯了杠桿。

中國對美國（棕色）、美歐日（藍色）和全球南方的出口比較

拜登要拉上歐洲和日本也晚了。中國出口的主體市場長期在于美歐日，在新冠疫期，中國對美歐日的出口總額依然與對全球南方相仿。但進入2023年以來，對全球南方的出口總額顯著超過美歐日。

當然，其中一部分來自對東南亞、墨西哥和印度的出口增長，這些出口增長有一部分是零部件和半成品，最終通過東南亞、墨西哥和印度的制造業作為轉化為對美國的出口。這反過來說明供應鏈去中國化的不可行，中國并不介意與其他國家分享發展貿易的成果，“一帶一路”就是為了共同富裕。

中國不搞經貿去美歐日化，相反，中國還在繼續大力推動對美歐日的經貿。只是中國在更大力地推動對全球南方的經貿，并在此過程中，使得中國經濟從美歐經濟的“外掛”變成全球經濟的發動機，并最終變成全球經濟的主場。

美國還會繼續試圖封鎖中國，中國還會繼續努力反封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科技的可持續發展和國際關系的可持續轉型都離不開這條鐵律。這才是中國最厲害的反封鎖。

中國積極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歷史性和解，斡旋烏克蘭的和平，推動“一帶一路”、金磚合作、中亞合作，這些都有巨大的政治意義，但基礎在于中國的經濟實力以及影響。中國推動的是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不是反美主題，但在客觀上也是反封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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