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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高瑞梓

長安和洛陽作為唐代政壇、文學的雙重中心，在中古史研究中之地位自不必說。但近些年來，有關唐朝與唐詩的學術、文學和影視注意力都主要集中于帝國的上都長安。洛陽，這座低調(diào)的陪都（盡管一度升格為國都）在大部分時間里只是隱于皎日后的月亮。然而若將洛陽拿出唐代，放在五千年的時間坐標系中，便立時能感受到其雄渾厚重的魅力與氣魄。她是華夏文明王權(quán)與禮制規(guī)劃下的典范，是“躬修道德，吐惠納仁”的仁柔之都，歷史與文化底蘊都遠盛于長安。進入唐代后，洛陽變成了極特殊的存在，從兩京并重，到國都，再到陪都，洛陽緊跟唐王朝由盛轉(zhuǎn)衰的步伐，氣質(zhì)也從雍容恢弘轉(zhuǎn)為閑適和沉郁?，F(xiàn)存的約五萬唐詩中，有近五千首與洛陽有關，要理解中國文化之傳承，理解唐朝與唐詩，就永遠繞不開洛陽。這也是數(shù)年前，馬鳴謙在構(gòu)思杜甫、李商隱和白居易三位詩人傳記時所注意到的：洛陽是三人行蹤軌跡中最重要且余韻深長的交匯點。于是他越過了長安耀眼的光芒，選擇洛陽作為其唐代文史、詩人行跡和空間地理書寫的主角，為如月光般朦朧的洛陽勾勒出輪廓，重構(gòu)獨屬于它的歷史瞬間。

洛陽鼓樓。邢紅蕾攝

(資料圖片)

如何觀看：讓唐詩回歸現(xiàn)場

在文獻史學與考古界，研究一座古都的方式已相當成熟。以長安為例，她的身形樣貌可借助考古勘探重塑，其精神靈魂可從浩如煙海的傳世典籍、敦煌發(fā)現(xiàn)的文書與壁畫推想。洛陽之研究也差不多如此。那么，作為普通讀者要如何去觀看一座古都呢？

譚其驤先生在1986年發(fā)表了《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qū)差異》一文，指出：中國文化不等同于“封建時代之文化”，亦不是只有“儒家文化”和“漢族文化”，地區(qū)與城市的風土習尚因生活其中的千萬個體而千差萬別。如何從規(guī)整的城市布局、客觀的史料記述中找到一座古代城市的獨特氣質(zhì)，是認識和觀看它們的關鍵。

比起禮法制度理念下整齊統(tǒng)一的城市規(guī)劃、形態(tài)與空間結(jié)構(gòu)，城中人的生活與精神世界是更為有趣的觀看角度，如加繆在《鼠疫》中所說，認識一座城市即是看人們怎樣生活、相戀和死亡。而當中古城市居民的自我記述缺席，文人官員圍繞城市寫下的詩文就是認識它們的最好媒介。以唐詩為線索，將唐詩“放還”發(fā)生的地理空間，就是《唐詩洛陽記》為我們找到的方法。

《唐詩洛陽記》中，洛陽并不完全是詩的敘事對象，大多數(shù)時候詩人們只是抒發(fā)自身情感與描繪生活，并非在有意識地以“都會詩人”身份創(chuàng)作專屬于洛陽的文學。閱讀和賞析唐詩時，讀者會從表面看到李白在秋夜宿于龍門香山寺中，是夜水寒波急，木落山空，他的詩中出現(xiàn)了難得一見的凄涼蕭索；韓愈在某天出城釣魚，從“平明鞭馬出都門”到“晡時堅坐到黃昏”，原本安逸的時光竟讓他生出遑遑半世的隱哀；當詩背后的動因與場域消失，對“詩”本身的理解只能流于空洞和機械，同樣的城門、月光、山景和水流可以出現(xiàn)在任一地點和朝代。如果將這些詩歌“放生”回誕生的現(xiàn)場，一切就會豁然開朗：李白此行是在多年后重返曾遭遇“北門之厄”的洛陽，是長安求仕失敗后輾轉(zhuǎn)于此；韓愈時年居住于妻子娘家，位于洛陽城南的敦化坊，北上垂釣于“有王之盛德而先溫”的洛水，觸景生情，才倍感舉選之徒勞。洛陽不是詩人描寫的對象，卻是詩人故事無法回避的內(nèi)在邏輯。因此，如繁星散落于浩渺典籍的洛陽詩歌在《唐詩洛陽記》中被編排重組，無數(shù)唐人生活的碎片像斑駁的光影交疊投射于洛陽這張幕布，最終形成完整的歷史與地理敘事。

《唐詩洛陽記》書分兩冊：《千年古都的文學史話》（下稱《史話》）與《千年古都的風物之美》（下稱《風物》）?！妒吩挕逢P乎隱性城市要素：時間和文化；《風物》講述顯性的地標、自然與人文環(huán)境。馬鳴謙在《跋》中特別提起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是以地理考察為“吟詠唐賢篇什之助”的開山之作，即考據(jù)兩京宮苑里巷以輔助理解唐詩。在相似的發(fā)心下，馬鳴謙帶領我們從城市視角重新審視唐詩，同時又獨辟蹊徑，通過顯隱兩條脈絡，為讀者構(gòu)建了觀看古都洛陽生動的方式和秩序。他借助唐詩將三百年間洛陽城中發(fā)生的一切融會貫通，構(gòu)建當年的情節(jié)與場景，復活這座古都，這種對敘述故事性的敏銳捕捉恰恰來源于馬鳴謙小說家的身份。

《唐詩洛陽記》 馬鳴謙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年版

誠然，以唐詩構(gòu)建起的洛陽，實際上做不到如考古簡報中那樣冰冷而客觀，她僅僅是詩人們所看到和經(jīng)歷的城市，卻因而豐富動人。武則天侍從文臣看到的是“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里”，李白驚恐圓睜的雙目中，望見了“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洛陽城里有“遠風來處好開襟”的自在，也有巨大而持久的悲戚：“但是洛陽城里客，家傳一本杏殤詩”。詩人們來了又去，用自己的心與筆畫下不同的洛陽，種種迥異的個人體驗拼成一幅浮世百態(tài)的畫卷，填補了千百年來對洛陽之系統(tǒng)描摹的空白。

詩人與城市：命運的交融

既然說到唐詩，那一定離不開詩人。《史話》一冊說的是詩人們的洛陽。從隋煬帝建城講起，馬鳴謙以安史之亂為界，將唐代之洛陽劃分為特質(zhì)鮮明的兩個階段。前期，從太宗至玄宗朝前期，洛陽與長安并重，是實際的權(quán)力中心，亦是平衡關中的糧食要地；后期洛陽政治地位下降，再也無法迎來皇帝的巡幸和重視，僅作為失勢和明哲保身官員的分司之所。在如此的兩個洛陽中，馬鳴謙“安排”宮廷文臣、陳子昂、李白、杜甫、孟浩然、韓愈、李賀、白居易、李商隱等人來到此地，又記錄了他們的退場。接下來，他將三百年里隋唐洛陽上空流淌的時間與文脈凝固，開始放大審視著沉浮其間的詩人們。

詩仙李白

詩人們的命運與洛陽息息相關。唐前期，陳子昂、李白、杜甫等人在洛陽奔波于文場，為求取功名造勢，一心希望贏得兩京的盛名。陳子昂憑《諫靈駕入京書》再現(xiàn)洛陽紙貴的奇跡，差一點就能攀上直達權(quán)力中樞的天梯，終究是悵惘而歸；“洛漂”孟浩然南歸滯留宛地，他憂傷回望，那神圣而雍容的神都已被茫茫白雪覆蓋，遙不可及；李白與杜甫兩顆文學雙子星的偉大相遇發(fā)生在洛陽，他們旋即也經(jīng)歷了唐王朝從天堂到地獄的浩劫，李白痛憤驚呼，杜甫沉郁幽泣。洛陽城內(nèi)滾滾洪流，裹卷著善變且無常的人生。

中晚唐以來，洛陽從國都徹底淪為陪都，地位再也無法與長安抗衡，便轉(zhuǎn)而生出閑散、悠逸的氣質(zhì)來。自東漢定都，洛陽一直都是文章都會，這種氣質(zhì)倒也與其向來的溫郁沉穩(wěn)一脈相承。包容的洛陽為糾結(jié)徘徊于都市山林的文人官員們提供了緩沖地帶，是青年陷入長安名利旋渦前的候場區(qū)，又是老人從政治中心退下后的養(yǎng)老樂園。雄心勃勃，準備一闖長安的賈島和李賀是在洛陽初遇分司東都的韓愈；“無復長安心”的白居易在此地與劉禹錫化身兩個發(fā)狂的老翁，他們出入牛僧孺的鶯燕桃源，與裴度同乘一船，與岸上的百姓同樂。洛陽這座“后臺”，記錄了登上長安舞臺前和退場后的詩人們。

唐恭陵。邢紅蕾攝

除了兩城共同經(jīng)歷的安史之亂，論起權(quán)力與政治斗爭的頻次和性質(zhì)，洛陽遠比不上腥風血雨的長安，顯然溫柔和氣得多；但對待文學運動與變革，洛陽卻是當仁不讓。科舉在洛陽完備與繁榮，吸引了無數(shù)懷揣夢想的文士前來。馬鳴謙用“文化培養(yǎng)皿”一詞來形容文都洛陽，她對天下讀書人有著強烈的吸聚效應。律詩、絕句之定型，七言歌行體的發(fā)揚，韓愈在洛陽如火如荼展開的古文運動、以杜牧為代表反對元白詩風的小團體，還有白居易九老會、裴度文酒之會等文人雅集，種種文化盛事在洛陽長盛不衰。浮夸疏空的頌圣宮體，怪奇艱澀的復古路線，膾炙人口的元白詩風，不斷演進、碰撞的文風流派繪就了洛陽復雜的文學底色。詩人們在城市中的對話來往極大地促進了唐代文學的發(fā)展，詩人的生命與洛陽文脈在交織融合，與他們的城市共同成就，密不可分。

能最終回到洛陽，與之共生的人是幸福的。更多的人只能對著“想象的洛陽”遙寄故園鄉(xiāng)情，或?qū)ν暨M行朝圣與懷念。書中專辟一章講述杜甫的“懷洛之思”。杜甫生于洛陽鞏縣，長于洛陽仁風坊，年少時向往月亮更圓的長安與遠方，壯游山河，交往名士。他那曾不屑一顧的故鄉(xiāng)洛陽因長年戰(zhàn)亂和流離而再無法回去。常年地理與心理上的遠離讓杜甫的“洛陽”得以跳出時間和空間，成為他心中代表田園寧靜與美好的烏托邦。

“杜甫此后拖家攜口，輾轉(zhuǎn)流徙各地，一直想歸返洛陽。這個想法隨了年齒漸增而愈加強烈，至死而不渝?！?/p>

洛陽往南，伊川龍門是李德?；陦羲档墓蕡@，他在因追“先祖之志”而建的平泉山莊中僅駐足過幾個月，與真實的洛陽緣分很淺。但他傾畢生之力，用八十多首詩搭建了一個被命名為平泉和洛陽的虛擬空間，時時漫游，以慰愁思。

晚唐黃巢占領長安后，韋莊與親人失散，奔走洛陽，并與從叛軍那逃出來的女子相遇，在“洛陽城外花如雪”中聽完了“家家流血如泉沸，梁上懸尸已作灰”的長安故事。在韋莊晚年的回憶中，洛陽的三月、綠楊和繁花如雪格外珍貴和清晰，只是才子已老，那道明媚卻將盡的春光只堪用作生命最后的遙想。

宋 佚名 洛陽耆英會圖軸

在《史話》的最后，馬鳴謙提到，“晚唐詩人的書寫中，洛陽漸漸脫離實在的情境，籠罩上了一層濃厚的歷史記憶的翳影，它們追憶與想望的，是洛陽燦爛輝煌的過去?！?/p>

從親自參與城市生活，到因種種緣起和過往構(gòu)建心中的追思圣地，詩人們用創(chuàng)作讓洛陽從塵世之城悄然蛻變?yōu)橐环N象征符號和集體記憶。

風物與集體記憶：動態(tài)中的永恒

《風物》這一冊是寫給大家的洛陽。唐人關于洛陽名勝風物之記述散見于兩唐書、筆記小說和詩歌，是我們感性認識洛陽的最佳渠道。相對于道路、建筑布局等物理空間，城市文明最寶貴的情感空間是由風物和人共同創(chuàng)造的。在觀看這些景致時，文人們的個人意識與情感借助唐詩流淌而出，交錯匯聚，最終塑造出有關城市、城市中景物和地標的集體記憶。

翻開《唐詩洛陽記》前，我仔細回想了一下洛陽。2016年夏曾去過一次，這座城市陽光和煦，市民悠然有禮，綠化茂盛蔥蘢，市井古風猶存，此外就并無讓人印象深刻之處了。關于旅途的回憶也如一陣和風吹過，從容而了無痕跡。

洛河市區(qū)段 邢紅蕾攝

洛陽似乎向來不是太露鋒芒的城市，無法用濃墨重彩或一鳴驚人的詞語去概括。自周公營洛起，洛陽就是歷代中國人心理上離天室最近的地方，是天下之中心?！妒酚洝ぶ鼙炯o》說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甭尻柕靥幣璧?，氣候溫暖濕潤，北依邙山，南對伊闕，洛水穿城而過，城在山川之間。溫潤宜人的環(huán)境與氣候催生了如春草萌發(fā)的唐詩，滋養(yǎng)了生活于此的市民的脾性。東漢佛教初來，在洛陽建起了第一座佛寺白馬寺，此后五六百年，中土與外來文化在這恰到好處地融合，不及長安胡化得如此鮮明和張揚。洛陽人觀賞牡丹，不似長安人傾城而出，車馬若狂那般瘋魔。今天所留存的詠洛陽牡丹的唐詩遠少于長安，情致也更為平和而克制。司馬光有詩：“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甭尻柕闹杏古c純粹，也讓她極大程度地保留了千余年來治亂盛衰的痕跡，這是保存古都集體記憶必不可少的前提。

拋開時局與政治，洛陽作為生活之城實在是氣質(zhì)典雅，平衡而內(nèi)斂，非常迷人。白居易曾說：“西京鬧于市，東京閑如社”。既有了這樣閑適的氛圍，正好讓馬鳴謙帶我們在城中走上一圈。

旅程從洛陽道開始，進城后，先行游覽東北側(cè)的宮闕，再以天津橋為東西軸線，邙山至伊闕龍門為南北軸線漫步，讀者在書中遍覽洛水三橋、佛寺、北邙、金谷園、平泉園林等著名地標。游覽景觀曠奧有致，從山川曠野到宮苑樓閣，從唐人的精神信仰到生死，從富貴榮華到一年四季，日常煙火。每到一處，蓬勃的記憶就撲面而來，盡管這些記憶不屬于我們：“白玉誰家郎”乘車而過的天津橋，李白也在那爛醉如泥過；裴度的綠野堂里高朋滿座，歡聲盈梁；菩提寺中是揮之不去的辛酸與盛世覆滅的創(chuàng)傷；李德裕收集天下珍奇植物與怪石的平泉山莊并不引人艷羨，只收獲了高亭大榭終化灰燼的惋惜；經(jīng)過履道坊，你不用進去就能知道白居易正在園中度夏賞月，宅內(nèi)煙波浩渺，歌舞升平；還有我們無法駐足的巍峨宮閣，里面綺麗的生活與白發(fā)宮人的幽怨奇情，都隨著李謨的笛聲流淌出宮墻。

負責記錄下以上這些并全息投影在我們腦內(nèi)的，正是唐詩。馬鳴謙在書中說道：

“回溯歷史這條長河，史籍有如蜿蜒的河道，存留了洛陽歷史的延伸走向，而文學有如河道中流動的活水，以更具體、細微、生動的形式，記錄了過往生活在洛陽的人們的生活面貌和感情思想。循著已被勘定的河道，以手掬水，可以探測水流的緩急，了解其清濁，體察其溫度?！?/p>

先代的奠基者們用磚石營建了靜態(tài)而堅固的洛陽城，但詩人的吟唱像貫城而過的洛水，讓都市變得靈動與多情。詩歌在所經(jīng)之處種下心錨，讓宋人李格非、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乃至后世文人到此懷古和效仿，一代又一代的情感與記憶在此疊加。通過這種動態(tài)化的更新，過去與更遙遠的過去被唐詩緊緊維系，使洛陽的各種風物、地標成為儲存回憶的永恒之場，縱使當年之景已滄海桑田。

甚至一千三百年后，走在洛陽的遺跡中，只要我們吟詠起唐詩，詩人、他們當時的思緒，在洛陽的一生，和歷史中的零星細節(jié)都會復活。因為有唐詩，他們得以永遠鮮活地存在于這個時代——換句話說，唐代的洛陽從來不曾死去，詩人們也未曾離開。（責編：孫小寧）

標簽： 集體記憶 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