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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視頻平臺青少年模式形同虛設】“有的農村孩子刷短視頻已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廣元市蒼溪縣白驛鎮岫云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李君在工作生活中接觸了很多未成年人。

(相關資料圖)

他發現，未成年人刷短視頻時，經常遇到虛假和低俗信息，包括炫富、鋪張浪費、躺平等。部分短視頻創作者刻意設計一些不良內容，主要為了博人眼球，毫無底線，甚至專門“套路”未成年人。

他認為，這樣的內容對于未成年人的影響極大，不利于未成年人價值觀的形成，“甚至對他們‘三觀’的確立有非常大的影響。”

近年來，短視頻平臺發展得如火如荼，依托于短視頻下的衍生內容，例如短視頻營銷、短視頻帶貨、短視頻+直播等模式逐步出現，依靠短視頻平臺的各類內容創作者、直播主播數量也以雨后春筍之勢迅速擴大。

但隨之而來的是眾多問題。虛假低俗內容充斥網絡、算法推送讓人愈加沉迷、“青少年模式”形同虛設……今年全國兩會，有代表委員認為，亟須規范整治網絡短視頻平臺，為未成年人營造清朗網絡空間。

門檻低、內容俗、精準推送 短視頻平臺“青少年模式”形同虛設

“短視頻平臺準入門檻低，對內容創作者身份并沒有嚴格的限制，什么人都可以成為內容創作者。”說起短視頻低俗內容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原副校長姜耀東一針見血地指出。

他認為，在網絡有保證的基礎上，利用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完成視頻拍攝、制作、發布等一系列流程，因此短視頻平臺的低俗內容、色情擦邊內容、非專業人士指導專業內容等不良情況非常普遍。

《2021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2021年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達1.91億，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達96.8%，而未成年網民中經常在互聯網上看短視頻的比例為47.6%，視頻、短視頻平臺已成為當前未成年人獲取新聞事件、重大消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其內容質量會對未成年人思想觀念產生潛移默化影響。

“除了門檻低，內容低俗之外，我還發現短視頻平臺的推送有問題。”李君在調研中了解到，很多未成年人打開短視頻平臺，平臺就會推送一些低俗的短視頻或直播表演，內容不堪入目，甚至還誘導未成年人點贊、打賞、消費。“這些平臺極不負責任，通過算法推送，精準地把低俗內容讓未成年人看到，他們看得越多推薦的就越多，陷入無限循環。”

姜耀東舉例說，用戶就像一個小孩，AI算法為用戶推薦內容就像是糖果，小孩無法抵抗糖果的吸引力。

“但每天不停地吃糖，對小孩來說真的是一件好事嗎？不停地被算法喂養內容，最終小孩會長成什么模樣呢？”他認為，在實際生活中，成年人都無法抵抗短視頻平臺AI算法的推薦而沉迷于其中，未成年人就更加無法抵抗。

近年來，相關部門出臺了各種管理辦法對短視頻平臺進行規范和整治。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增設了“網絡保護”專章，對網絡游戲、網絡直播、網絡音視頻、網絡社交等網絡服務提供者提出未成年人保護相關的明確要求，短視頻平臺也推出了“青少年模式”供用戶自行選擇，在幫助未成年人減少網絡依賴和網絡不良信息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經過調查發現，盡管85.9%的未成年人和91.6%的家長都知道青少年模式，但設置過青少年模式的未成年人和家長均不到五成，四成家長認為青少年模式效果不夠明顯，一成未成年網民表示對青少年模式不滿意。

探索多元監管舉措 加大平臺違規懲罰力度

姜耀東建議，想要規范整治短視頻平臺，為未成年人營造清朗網絡空間，就要探索多元監管舉措。他建議進一步細化平臺內容，專業領域短視頻內容只能由完成專業認證的人員提供。

“進行實名登記和認證，一方面可以對短視頻內容提供者自身起到警醒作用；另一方面，如發現有違規違法現象，相關責任單位可在第一時間準確迅速找到責任人對其進行處理。”他說。

“在平臺用戶進行身份認證后，要對未成年用戶強制開啟青少年模式。”姜耀東認為，短視頻平臺目前所使用的青少年模式只在用戶每天第一次打開平臺時進行提醒，且是由用戶自行選擇。如果平臺要求用戶進行身份認證，針對完成身份認證的用戶，平臺可根據身份認證對未成年用戶開啟青少年模式。

而針對沒有進行身份認證的用戶，平臺可默認該用戶進入青少年模式，“這樣可以最大范圍地保護未成年人瀏覽適齡內容”。

在內容推送方面，姜耀東認為，平臺對于未成年用戶的算法推送機制應區別于成年人用戶，不應該無限制地給根據喜好向未成年用戶推薦視頻，導致未成年人沉迷平臺。

姜耀東認為，同時還要設置明顯的觀看時長提醒，引導青少年有節制地觀看短視頻。“最重要的是加大懲處力度，責任由短視頻平臺和主播共同承擔。”

2022年6月22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文化和旅游部共同制定了《網絡主播行為規范》，短視頻行業有所好轉，但不良短視頻內容生存的土壤并未發生根本改變，依然頻頻爆出各種事件，李君認為主要原因在于平臺承擔的責任遠遠不夠。

他舉例說，在目前的處理過程中，沒有經過專業或者身份認證的賬號大量存在，如許多發布穿著白大褂的人講解傳播醫學領域相關知識的賬號，而對不當視頻的處罰時，經常僅限于對違規內容創作者的處罰。

他認為，平臺的收入并沒有受到損失，當監管和處罰內容創作者時，提供“舞臺”的平臺就會坐享其成，毫發無損，“這樣只會鼓勵他們默許更多主播的違規創作行為，并以各種理由推搪本應承擔的責任。”

李君建議，要對網絡上的虛假和低俗短視頻進行全面徹底清理，對惡意創作和傳播虛假低俗內容的創作者進行封殺，還要追求平臺的連帶責任。

姜耀東也認為，除了違規視頻下架外，不僅違規主播、內容創作者本人要受到相關懲處，所在平臺也要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從而讓平臺主播不敢、不想、不能有違規違法行為，也讓平臺對主播的違法違規行為有切膚之痛，在源頭上切斷不良行為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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