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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家該如何書寫異域？V.S.奈保爾坦言：

“你前往遙遠的目的地，與當地報紙取得聯系，然后就能獲得你所需要的全部新聞。如果你富有這方面的才華，兩天之內你就能交出睿智而又迷人的稿子。但我想象不出，你從中獲得了怎樣的經驗和知識。”

【資料圖】

V.S.奈保爾又是如何書寫的呢？《紐約書評》前主編伊恩·布魯瑪寫道：

“奈保爾筆下的世界，全靠他的雙眼和雙耳。他嫌棄大而化之的概括，他聽人們說話，不光是他們的觀點，還有他們的語調，他們對詞匯的精確選擇，甚至他們的閃爍其辭。他的雙眼同時記錄下一切，服裝、姿態、表情、那些能讓他精準白描的物理細節，就像一個鱗翅目學專家研究蝴蝶。然后他那警覺、從不感傷、對浪漫主義矯情充滿懷疑的大腦會對這些細節觀察進行過濾。沒有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真打算去巴基斯坦或是剛果的邊遠地區，只為傾聽無名人物的故事。奈保爾做到了。這表現了一種偉大的謙虛，從最低微的印尼人、最平凡的巴基斯坦人、最窮苦的非洲人身上，他依然能夠看到自己的痕跡。”

奈保爾這樣闡釋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一開始是阿拉伯人的宗教，隨著阿拉伯帝國的擴張而傳播。因此，在伊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這些我途經的國家，我所遇到的人必須做出雙重的調整，適應十九、二十世紀的歐洲帝國，并在更早的時期適應阿拉伯人的信仰。你幾乎可以說，我遇到的人經歷了雙重的殖民化和雙重的自我疏離。因為我很快就會發現，沒有哪種殖民化比與阿拉伯人的信仰一同到來的殖民化更徹底。被殖民化或被擊敗的民族會失去對自己的信任。在我談到的幾個伊斯蘭國家里，這種不信任具有宗教的全部力量。阿拉伯人的信仰明文規定，在這種信仰發生之前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錯誤的，都受到了誤導，都是異端；在這些信徒的心里或頭腦里，他們在伊斯蘭教到來之前的歷史沒有任何位置。于是，這里的歷史觀念與別處的歷史觀念相當不同；這里的人沒有盡可能地回溯既往、學習既往的愿望。”

最后一句真的太精彩了。

印度呢？“他們放棄智識、觀察和理性，變成了‘神秘主義者’。正是在這樣的領域，印度不再能理解自身的缺陷所在。看見了神秘之域，就可以原諒或忽視智識的失敗，那其實是掉進了印度的陷阱，以為印度土地的貧瘠必然意味著印度心靈的清貧，于是就沉溺于《孟加拉槍騎兵》的浪漫或《印度之旅》的離奇不經。那其實只是在表達一種簡單的驚嘆。”

在非虛構寫作領域，英國人V.S.奈保爾是當之無愧的傳奇人物。他是布克獎和諾貝爾獎的雙料得主，1932年出生的他，出身特立尼達島的一個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進入英國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畢業后遷居倫敦，并開啟寫作生涯。

《我們的普世文明》是奈保爾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它匯集了二十篇游記和紀實作品，始于1962年的印度歸鄉之旅，終于1991年的拉美革命調查。奈保爾以腳步丈量世界的參差，在三十年間跨越四大洲，從第三世界角落走到帝國主義中心，銘刻戰后世界的分裂和血淚，剖析不同國家政體和意識形態的現實困境。

在這段貫穿一生的旅行和寫作中，奈保爾深情回望出生地特立尼達，那座人口僅有五十五萬的殖民地小島；也一次次地重返印度，那是父輩的故鄉，是“一個我會懷著巨大的柔情想起、但最終又總是想要逃離的地方”；又將目光投向更遠大的世界，如戰地記者般闖入風暴的中心——在剛果新王的獨裁國度，于叢林和河流中尋找黑暗的心；卷入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骯臟戰爭，在墓地和妓院間撞見阿根廷的靈魂；現身美利堅的選舉現場，見證金錢、權力和電視如何謀殺智識和炮制民主。

奈保爾寫道：

“這本文集里的文章，是我的一生歷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受委托，踏上旅途去寫作，我必須記述形形色色的地方，這對于我的能力而言，也許既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擴展。這是一段美妙的經歷，而本書的讀者可以把它當作那個時代的紀念品來加以端詳。”

奈保爾對世界的書寫，從來沒有真正的宏大敘事，而是以細節鋪陳文明的分歧。他寫道，他在爪哇旅行時遇到一個一心想要成為詩人、過一種心靈生活的年輕人。“這樣的野心是他所接受的現代教育給予他的，但他很難向他母親解釋清楚他到底想做什么。需要強調的是，他的母親是一個有教養、舉止優雅的人。她的儀表、穿著和談吐都很優雅；她的舉止沿襲自爪哇的宮廷，就像是一種藝術。”

于是奈保爾問對方：“你母親暗地里不會為你是一個詩人而驕傲嗎？”他用英語回答說：“她一點也不懂詩人是什么。”

這是因為，在這個年輕人的母親看來，“她祖國的史詩——這些史詩對她而言就像是神圣的經文——已經存在，已經被寫了出來。大家需要做的只是去學習或者參考它們。”

這段經歷很容易讓奈保爾想到自己的人生，因為他的特立尼達出身與之十分想象。當然，奈保爾是幸運的，他寫道：

“我們來自印度，是一個從事農耕的移民社群。是我父親給了我成為一個作家的野心，讓我與寫作以及關于寫作的種種觀念相遇。他生于一九〇六年，他的祖父還在襁褓之中就來到了特立尼達。盡管在那個小小的農業殖民地存在著種種阻礙，我父親不知為何產生了想要成為一個作家的愿望；他讓自己成了一個記者，盡管在那個殖民地，從事新聞工作的機會非常有限。”

實際上，在同樣信仰印度教的特立尼達，在奈保爾的家庭里，“沒有一個長輩會想去從事文學創作。我父親在特立尼達是通過英語獲得這個觀念的；盡管在那個殖民地存在著種種阻礙，我父親不知為何獲得了一種觀念，一種與英語相聯系的高級文明的觀念；他也獲得了一些關于文學形式的知識。如果你想成為一個作家，光有感知力是不夠的。你需要掌握能夠容納或承載感知力的形式；而文學形式，無論是詩歌、戲劇，還是小說，都是人為創造的，并且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

奈保爾也正是在父親的感召之下，立志成為一個寫作者。他深諳一點：“我想強調事情庸常的這一面，因為它容易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人們容易只想到寫作那個人化的、浪漫的一面。寫作是一種私密的行為，但書的出版從一開始就關涉到某種特定的社會協作。這個社會擁有一定程度的商業組織。它還有特定的文化或想象的需求。它不相信所有的詩歌都已經被寫出。它需要新的激勵和新的寫作；它也擁有對新創造的事物進行判斷的準則。”

當然，這種社會氛圍在上世紀50年代的特立尼達是不存在的，所以奈保爾如果想靠寫書生活，就必須遷徙到那種可以靠寫作生活的社會中去，他當時唯一的選擇是英國。

即使后來，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基于當地文化和經濟條件，在奈保爾眼中仍然缺少誕生他這樣的作家的空間，比如在原教旨主義中不再向前看的伊斯蘭世界就是如此。

奈保爾對英國并沒有太多歸屬感，盡管他在英式教育中成長，并在英式文化的包容下成名——這是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都無法為他提供的。在世界的每個地方，他都像一個局外人，也像一個流亡者，這讓他更具洞察力，但也讓他有陰郁的一面。

奈保爾在書中描述的地區都曾是殖民地，而在擺脫殖民地身份后，這些地方并沒有順利過渡至正常狀態，反而經歷了混亂失序、經濟崩潰乃至各種殘殺，剛果（金）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許多人認為，這些后殖民地國家的落后，是因為殖民者的長期掠奪和壓迫。但它無法解釋那些從殖民地漸漸成長為發達國家或新興國家的例子。事實上，類似剛果（金）這樣的國家，一直有著自身無法解決的難題，比如愚昧。

奈保爾寫道：

“?蒙博托實現了和平，建立了王權，這是他的巨大成就，但他的王權是荒蕪的，對國王的崇拜窒息了這個民族剛剛獲得的一點智識進步，‘本真性’問題引發的智識混亂讓人們產生了對強盛的嚴重幻覺，再度關閉了通向世界的大門，將人們引向未來更深的絕望。”

1973年，蒙博托推行國有化，沒收外國人的企業與資產，收歸國有。奈保爾寫道：“蒙博托主義就這樣簡化著世界，簡化著責任和國家的概念，簡化人民。”

這種情況在非洲并不罕見。人們痛恨殖民者，但卻陷入反智主義，建立愚民統治。在奈保爾看來，保障個人權利、允許個人追求幸福與自由發展，并營造這樣的環境，就是普世文明，也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路徑。“它隱含了特定的社會形態，特定的覺醒精神。我不能想象我父親的父母能夠理解這個觀念。在其中蘊含了如此之多的東西：個體的概念，責任，選擇，智識生活，志業，自我完善，以及成就的概念。這是一個廣闊的人性概念，無法被縮減成固定的體系，也不會激發狂熱。但人們知道它是存在的，而正因為如此，其它那些更為僵化的體系最終將會煙消云散。”

當然，奈保爾眼中的普世文明從不完美，它仍在自己的進程中。

書名：《我們的普世文明》

作者：[英國] V.S.奈保爾

譯者：馬維達?/?翟鵬霄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品方：新經典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8月

圖源 | 網絡

作者| 葉克飛

編輯|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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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在智識荒蕪的時代 整個世界都是他的書房